一是日均运输约2000万桶石油及石油制品的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，二是伊朗日均310万桶原油产量受影响。

　　煤化工以煤为原料，通过化学加工方法将煤炭转化为气体、液体和固体燃料，以及化学品，打破煤炭的固体形态，提取碳、氢元素，重构为更高价值的能源或化工产品。

　　传统煤化工的产品主要是焦炭、煤焦油、电石和合成氨，中国已做到了全球第一。

　　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焦炭生产国，年产量接近5亿吨，占全球七成以上，支撑起断崖式领先的钢铁产量。

　　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煤焦油生产国，近几年保持在2600万吨以上，占全球六成。

　　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电石生产国，在产能利用不足八成的情况下，2024年仍然产出2698万吨电石，占全球产量九成以上。

　　现代煤化工对煤炭的利用方式更多，技术含量更高，产品也更加丰富，包括煤制甲醇、煤制烯烃（包括汽油）、煤制油、煤制乙醇等。

　　2024年，全球最大的煤基甲醇单体项目落地于新疆，总投资300亿元，具有年产600万吨煤基甲醇的能力。

　　2011年正式投入商业化运行的神华包头煤制烯烃项目，是世界首套以煤为原料生产烯烃的特大型工业化示范工程，总投资170亿元。

　　2012年在鄂尔多斯正式投入运行的神华煤直接液化项目，是全球首个也是唯一实现工业化生产的煤直接液化装置。

　　相比于甲醇，乙醇不仅工业用量巨大，而且毒性低，被认为是跟水一样的绿色溶剂。

　　2017年，全球首套10万吨/年煤基乙醇工业化示范项目投产成功，平稳运行两个月后顺利产出纯度达到99.71%的合格无水乙醇产品。

　　2024年，历经20个月建设总投资34亿元的60万吨/年煤制乙醇项目在安徽淮北一次性开车成功，顺利产出乙醇。

　　同年9月，新疆天业年产25万吨煤制乙醇项目成功打通全流程，项目采用DMTE工艺全面开车成功。

　　现代煤化工的外延非常大，小到塑料玩具，大到高铁的隔音阻燃材料，煤化工产品是多个产业链的原料。

　　在煤化工领域里，中国是唯一实现煤制油、煤制烯烃、煤制乙二醇大规模商业化的国家，没有短板。

　　19世纪，德国等先进国家成功从煤焦油中提取芳烃，初步形成了系统化的煤化工体系。

　　1923年，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煤炭研究所的科学家弗朗茨·费舍尔（Franz Fischer）和汉斯·托罗普施（Hans Tropsch）发明了后世称为费托合成的技术。

　　以煤炭制造的合成气（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和氢气）为原料，在催化剂作用下合成液态烃类。

　　这项技术一直使用到今天，是煤间接液化制取油品的核心技术，被看作是现代煤化工的开端。

　　1925年，中国石家庄建成了第一座焦化厂，用来给汉冶萍炼铁厂配套生产焦炭。

　　1934年，上海建成了生产城市煤气的煤气厂。煤化工产品从工业领域延伸到民用领域。

　　建国后的上世纪50年代，我国在吉林、兰州和太原等地建成了以煤炭或焦炭为原料的甲醇生产装置。

　　1995年6月，当时的煤炭工业部发布了《关于加快实施科教兴煤战略的决定》。

　　这份文件明确提出，要推动煤炭工业向“优质、洁净和煤炭合理、综合利用的方向转变”，并特别强调要“积极开展洁净煤技术的开发利用”以及“加强煤炭综合利用及多种经营的技术开发”。

　　这为日后现代煤化工的产业化发展埋下了伏笔，可以看作是国家层面战略布局的起点。

　　煤炭，是我国本土储量最丰富的化石能源，占一次能源储量的90%以上，已探明储量1415.95亿吨，占全球13.3%，排名世界第四。

　　煤化工技术，可以将煤炭转化为清洁的燃气、燃料或化工品，实现资源的清洁高效利用。

　　有行业人士估算过，一吨煤的销售利润约在150元左右的时候，转化成电能，利润可达到500元；转化成甲醇，利润能达到800元；转化成下游化学原料，则利润可高达5000元。

　　一块煤被送入现代化煤化工基地后，可以“变”成油、气、烯烃（塑料原料）、乙二醇乃至航空航天用的特种燃料，其价值被放大数十倍乃至上百倍。

　　根据地方资源禀赋和发展特色，国家规划出四大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：内蒙古鄂尔多斯、陕西榆林、宁夏宁东和新疆准东。

　　以鄂尔多斯为例。前面提到的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项目带动鄂尔多斯形成“煤炭-电力-化工-新材料”的千亿级产业群，创造就业岗位5万个，当地牧民通过土地流转和劳务输出等方式，人均年收入增长3倍。

　　1995年发端布局的煤化工，如今已具有世界顶尖的产业规模和技术领跑，还立足自身资源禀赋，通过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，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。

　　煤化工的另一大作用，便是构建“煤-油-气-化”多元能源化工体系，摆脱对油气进口的依赖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与产业自主。

　　煤化工将煤转化为油品和化学品，能有效降低对进口油气的依赖，降低产业链的供应风险。

　　尤其是在国际油价波动和地缘政治冲突等极端情况下，现代煤化工可快速释放产能，保障国内油品、燃气和基础化工原料的供应稳定。

　　煤基航天煤油等多种特种油品的产出，摆脱对石油原料的依赖，为国防、航天等关键领域提供自主可控的能源保障。

　　中国煤化工将本土的煤炭资源转化为油气的战略性替代能力，发展到今天，也重塑了中国能源安全的底层架构。

　　过去依赖石脑油生产的聚乙烯、聚丙烯等通用塑料，如今通过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DMTO技术实现规模化供应，神华包头、宝丰能源等基地年产能已超千万吨。

　　用于聚酯产业的乙二醇，曾经80%依赖进口，现在煤制乙二醇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60%以上，年替代进口节省外汇约80亿美元。

　　从产能规模看，2024年，全国煤制油产能达844万吨、煤制烯烃产能达1909.5万吨、煤制乙二醇产能达1197万吨，煤制气产能达115.95亿立方米，四大类产品产能合计突破4000万吨实物量，占全球现代煤化工产能的六成以上。

　　这些产能，相当于我国自产原油的五分之一，折算可减少石油对外依存度约7个百分点。

　　比如前面提到的榆林50万吨煤制乙醇项目，每年可替代150万吨生物原料粮，相当于榆林全年粮食总产量的三分之二。

　　中国煤化工并非孤立发展，而是与风电、光伏、氢能等新能源深度耦合，构建起多层次能源安全布局。

　　2025年11月，我国首个绿氢耦合煤化工示范项目——大唐多伦15万千瓦风光储制氢项目全面进入市场化运营，利用风光绿电电解水制氢，直接替代煤化工原料煤产生的灰氢，年制氢量达7059万立方米，可减碳13.88万吨。

　　全球规模领先的太阳能电解水制取绿氢，再将绿氢直接耦合到煤制烯烃生产中。预计建成后燃料煤可减少两成用量，碳排放每年减少500万吨。

　　当全球能源地缘冲突加剧时，中国得以在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内，维持工业体系的完整运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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